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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解读

副总统空缺之后:从印尼政党生态看普拉博沃与“金鹰”的权力重构

副总统空缺之后:从印尼政党生态看普拉博沃与“金鹰”的权力重构

印尼政经深度专栏 · 东南亚政治与商业观察

2026年11月 · 雅加达政经观察

2026年11月12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在雅加达独立宫(Istana Merdeka)接受了副总统吉布兰·拉卡布明·拉卡(Gibran Rakabuming Raka)的辞呈。吉布兰已于11月10日上午向普拉博沃表达辞意。随着吉布兰前往国会大厦向人民协商会议(MPR)递交书面离任文件,普拉博沃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在步入第三年之际,迎来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权力重构节点。

吉布兰的辞呈写明自愿离任。普拉博沃在公开声明中将这一决定与任职资格相关的司法裁决联系起来。从政治博弈来看,这一变局短期内可能给内阁运作带来人事调整压力,也为普拉博沃调整与前总统佐科家族的政治关系创造了空间。自2024年10月宣誓就职以来,普拉博沃在承接前任总统佐科(Jokowi)政治遗产的同时,也始终面临着外界对其执政独立性的审视;如今副总统职位出缺,恰恰为他与参与创立的大印尼运动党(Gerindra,党徽为金色迦楼罗神鹰)提供了一个重新校准政治同盟、巩固执政主导权的窗口。

在千岛之国印尼,如果说梅加瓦蒂与斗争民主党(PDI-P)代表了扎根底层的“意识形态与基层组织派”,那么普拉博沃与大印尼运动党则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崛起路径。借着副总统补选大幕开启的契机,将视角拉高到印尼政党生态(Indonesian Party System)与经济治理逻辑的维度,便能更清晰地看透这位总统如何驾驭复杂的“大帐篷联盟”、他的两年执政答卷究竟成色几何,以及在新的权力周期下中资企业该如何审时度势。

一、破局之道:“大帐篷联盟”与副总统补选的务实棋局

要理解普拉博沃在吉布兰辞职后的从容应对,必须先看懂他所构建的执政联盟生态。

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实行“多党制下的总统制”,由于没有任何单一政党能在国会拿下过半席位,历任总统往往倾向于组建吸纳绝大多数国会政党的“大帐篷联盟(Big Tent Coalition)”或“彩虹联盟”,以换取立法稳定与政策顺畅。普拉博沃将这一执政艺术发挥到了极致——2024年胜选后,他迅速将执政阵营扩编为囊括专业集团党(Golkar)、国民使命党(PAN)、民主党(Demokrat)、民族觉醒党(PKB)及繁荣公正党(PKS)等在内的庞大联盟,若将国家民主党(NasDem)等支持政府的党团一并计入,广义支持阵营合计拥有众议院580席中的470席,约占81%;与此同时,对于未入阁的国会第一大党团斗争民主党,普拉博沃也始终保持沟通渠道,避免形成彻底对立的僵局。

2026年11月,吉布兰的学历资格争议持续发酵。11月11日,议员推动启动质询程序。吉布兰递交辞呈后,相关全会取消。普拉博沃接受辞呈,为执政联盟内部重新分配政治筹码提供了契机。

根据印尼1945年宪法第8条第2款及人协议事规则,副总统出缺后无需重新举行全国大选,人协须在60天内召开特别全会投票选出继任者,而总统则须在全会召开前至少14天提交两名候选人名单。11月16日,人协议长艾哈迈德·穆扎尼(Ahmad Muzani)宣布,普拉博沃须最迟于11月25日提交两名候选人名单,人协特别全会由12月2日改至12月9日举行,选出并任命新任副总统——这也将成为印尼自2004年实行总统直选以来首次由人协补选副总统。

面对这枚足以重塑剩余三年任期格局的关键棋子,普拉博沃的提名有三种可能路径:

  1. “金鹰嫡系掌舵”的内部共识路径(呼声最高):国民使命党总主席祖尔基弗利·哈桑称,执政联盟支持由大印尼运动党推举人选,并将提名人选交由普拉博沃决定。目前,大印尼运动党内三位核心高层的名字已进入舆论焦点——日常主席兼国会副议长苏夫米·达斯科·阿赫马德(Sufmi Dasco Ahmad)、党秘书长兼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苏吉奥诺(Sugiono),以及人协议长艾哈迈德·穆扎尼。其中,达斯科作为普拉博沃最信赖的政治大管家与国会立法协调人,若由他出任副总统,可能便利总统府与国会协调,也有助于减少总统与副总统之间的政治摩擦。
  2. “经济技术官僚”的稳市场路径:鉴于近期政局波动与印尼盾汇率承压引发金融市场关注,普拉博沃也可以考虑在提交给人协的两名候选人名单中纳入一位具备深厚财经或产业背景的资深内阁部长(如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或投资与下游化部长兼主权基金首席执行官罗桑),借此向国内外投资者传递聚焦经济治理的强烈信号。
  3. “跨阵营符号”的政治平衡路径:专业集团党高层在谈及潜在人选时,也提到基础设施统筹部长阿古斯·哈里穆尔蒂·尤多约诺(AHY)与国会议长普安·马哈拉尼(Puan Maharani)的名字。综合来看,普拉博沃极有可能采取“一名大印尼运动党核心嫡系 + 一名党内资深中坚或经济务实派”的二元提名组合提交人协,在稳固主副总统政治互信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对执政联盟的绝对掌控。

二、行为密码与意识形态:“强人主导型”金鹰的崛起逻辑

普拉博沃之所以能在复杂的联盟博弈中进退自如,源于其独特的双重家族基因与跨越二十余年的政治历练。他的父亲苏米特罗·佐约哈迪库苏莫(Sumitro Djojohadikusumo)是印尼独立后极具声望的经济学家,曾任贸易部长、财政部长等职,被誉为印尼现代经济技术官僚的奠基人;而他本人则毕业于印尼军事学院,长期在陆军特种部队与战略后备司令部服役,养成了强烈的秩序观念、执行力与战略耐力。

2008年2月,普拉博沃参与创建大印尼运动党(Gerindra)。他三次参加总统选举均告失利,2009年任梅加瓦蒂副手,2014年与2019年作为总统候选人两度败于佐科,却在2019年大选后放下败选芥蒂,接受佐科邀请出任国防部长,带领大印尼运动党正式加入执政联盟。五年蛰伏蓄力后,他在2024年大选中调整传播策略以争取年轻选民,最终在首轮投票中以58.59%的得票率圆梦独立宫。

在印尼多党制的意识形态光谱中,大印尼运动党占据着一个极具特色的位置:

跨派系的世俗民族主义:在根本国体上,大印尼运动党与斗争民主党一样坚定拥护建国五项原则(Pancasila)与1945年宪法,属于世俗民族主义阵营;但在社会动员上,它比传统世俗政党更具跨派系兼容性,既与伊斯兰政党保持良好互动,又积极吸纳技术官僚与少数族裔进入治理团队。

国家主义经济与普惠福利:继承其父苏米特罗对经济自主权的重视,大印尼运动党高举“强政府主导下的国家主义经济”大旗,主张粮食与能源自给、关键矿产本土下游化,并通过“免费营养餐计划(Makan Bergizi Gratis)”等直达基层的公共福利项目建立选民联结。

更重要的是它的组织形态。与斗争民主党“顶层苏加诺家族集权 + 底层草根自治”的双轨生态,以及专业集团党“派系轮庄”的模式不同,大印尼运动党是当代印尼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强人主导型(Leader-Centric Party)”政党——普拉博沃同时兼任党主席与最高指导委员会主席。据印尼大选委员会(KPU)官方统计,该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选举年份 国会选举得票数 国会得票率 赢得席位 / 总席位 众议院席位排名 同期政局与关键里程碑
2009年 464.64万 4.46% 26 / 560 位列第八 建党仅一年首次参选即跨过国会门槛,普拉博沃任副总统候选人。
2014年 1,476.04万 11.81% 73 / 560 位列第三 跃升为全国主要大党,普拉博沃首次以总统候选人身份领衔竞选。
2019年 1,759.48万 12.57% 78 / 575 位列第三 全国得票第二,席位第三,选后加入内阁并执掌国防部。
2024年 2,007.17万 13.22% 86 / 580 位列第三 普拉博沃高票当选总统,该党国会得票数突破两千万大关。

据大印尼运动党统计,该党在2024年省、县市议会选举中获得2,440席,其中省级323席、县市级2,117席,为中央政令的落地提供了基层支撑。

三、两年执政成绩单:宏大愿景下的光环与治理阵痛

吉布兰退场之际,恰逢普拉博沃政府执政满两周年(2024年10月—2026年10月)。复盘这两年的施政表现,普拉博沃政府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强战略魄力与高财政压力并存、宏大叙事与基层执行落差”的双面特征。

一方面,普拉博沃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国家主义治理风格,在制度搭建与产业升级上亮点颇多:

打造国家主权财富引擎:2025年初正式成立的印尼主权财富基金“达南塔拉(Danantara)”(由投资与下游化部长罗桑兼任首席执行官)成为普拉博沃冲击8%经济增长目标的核心金融平台,通过整合国有企业资产与撬动国际主权资本,为能源转型、粮食安全与工业下游化注入长期资金。

旗舰民生项目全面铺开:作为竞选时期的核心承诺,“免费营养餐计划(MBG)”陆续在全国各地面向学童与孕产妇等群体铺开。SMRC调查中超过95%的受访者听说过该计划。

多边外交与下游化2.0:普拉博沃带领印尼正式融入金砖国家(BRICS)合作机制,并在东盟、APEC等多边舞台上维持着务实平衡的大国外交;同时,印尼工业下游化从镍矿向铝土矿和铜等领域拓展,石化也是政策关注方向。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执政满意度在两周年前夕遭遇的明显回调。据赛义夫·穆贾尼研究与咨询公司(SMRC)在2026年10月发布的民意调查,普拉博沃的公众满意度已从2025年11月的81.2%,回落至44.5%。民意降温的背后,集中暴露了四大治理痛点:

  1. 旗舰民生项目的执行落差与财政压力:免费营养餐计划的大规模铺开给地方采购、餐食质量管理和财政支出带来压力。印尼国家营养局称,截至2026年9月16日,该计划当年实际支出约139.77万亿印尼盾。
  2. 汇率承压与中产阶层生活成本焦虑:2026年11月16日,印尼央行公布的JISDOR参考汇率为1美元兑18,250印尼盾。印尼盾走弱可能推高进口成本,与就业压力一起加重部分中产家庭的负担。
  3. 行政架构庞大带来的协调成本:为平衡“大帐篷联盟”各党派利益,本届内阁扩编至百余名正副部长,在提升政治包容度的同时,也带来了部门职能交叉与行政预算膨胀的挑战。
  4. 资源民族主义引发的市场波动:10月15日,明晟(MSCI)启动将印尼从新兴市场调整为独立市场的咨询。雅加达综合指数(JCI)10月累计下跌16.7%。11月14日,普拉博沃提出国家应从采矿经营许可所产生的收益中获得至少70%,具体计算与执行方式有待后续规则明确。市场分类风险与矿业政策动向,都考验着政府在国家利益与商业契约稳定之间的平衡。

四、审视外资与中资:务实欢迎下的“深加工与高本土化”门槛

对于在印尼深耕或计划出海的中国企业而言,普拉博沃的执政逻辑及本次权力重构,释放出了极其清晰的经贸信号。

总体而言,普拉博沃对包括中资在内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秉持着“高度务实的经济民族主义”态度——既高度依赖外资的资金、基建能力与产业链技术来实现高增长目标,又坚决要求外资服务于印尼的工业升级与国家利益最大化。

事实数据印证了中印尼经贸合作的强劲韧性。据印尼投资部及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统计,2026年1至9月,中国内地与香港对印尼的直接投资合计约178亿美元,超过新加坡的140亿美元。按来源地分别统计,新加坡仍居首。11月12日,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表示,印尼计划推动与中国启动双边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讨论,议题包括非关税措施。普拉博沃在11月16日东盟—中国峰会上表示将深化经贸合作。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定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

但与此同时,中资企业必须清醒认识到,普拉博沃时代印尼的引资门槛与政商生态已经发生深刻演变。面对新格局,中资在印尼做好应对需把握四个核心抓手:

  1. 绑定国家资本与主权基金,从“单打独斗”转向“利益共同体”:普拉博沃高度看重国有企业(BUMN)与达南塔拉(Danantara)在战略产业中的主导地位。中资企业在大宗矿产、能源电力、港口基建及数字基础设施等敏感领域布局时,应优先考虑与印尼国企或达南塔拉旗下平台组建合资公司(JV),将企业商业利益与印尼国家发展议程深度绑定,以此对冲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
  2. 顺应“下游化 2.0”浪潮,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延伸:从印尼的政策方向看,单纯依靠初级矿石冶炼赚取加工费的空间可能收窄。中资企业应顺应印尼政府将下游化向铝土矿、铜、石化、现代农业科技及新能源终端延伸的导向,加大在动力电池材料、绿色能源装备以及本土技术人才培养上的投入,切实回应印尼政府对“技术转移”和“创造本地高质量就业”的核心诉求。
  3. 严守ESG与合规底线,防范舆论与法律风险:从矿业许可收益分配与劳工权益审查,到环保标准与地方社区关系,企业需要关注印尼监管动向和地方社区的反馈。中资企业必须彻底摒弃“重关系、轻合规”的旧思维,在环评(AMDAL)、安全生产、本土成分比例(TKDN)及税务透明上做到经得起放大镜检验。
  4. 重构多层次政商沟通网络,适应权力中枢转移:吉布兰的退场标志着印尼政商生态的重心进一步向普拉博沃核心圈层、大印尼运动党中枢以及核心经济技术官僚回归。中资企业应避免将宝押在单一政治家族或个别地方官员身上,而应建立制度化的政府事务(GR)体系,加强与印尼工商会(KADIN)、核心经济部委及地方社区长老的常态化沟通。

五、尾声:迈向2029的“金鹰”考题

随着11月25日提名截止日与12月9日人协特别全会的临近,雅加达的政治时钟再次加快了跳动频率。

对于75岁的普拉博沃而言,化解副总统空缺只是执政上半场的一道转折,更深远的考题在于如何把大印尼运动党从一家高度依赖创始人个人威望的“强人型政党”,锻造为拥有成熟集体决策机制与接班梯队的现代大党。目前,党内以苏夫米·达斯科·阿赫马德、秘书长兼统筹部长苏吉奥诺、人协议长艾哈迈德·穆扎尼以及青年一代代表布迪·吉万多诺(Budi Djiwandono)为核心的中坚力量已逐渐挑起大梁。

在千岛之国的政治丛林里,没有哪一种权力联盟可以一劳永逸。吉布兰的退场为普拉博沃腾出了重新布局的广阔空间,而如何用好剩余三年的执政窗口,在经济民族主义与开放引资之间走好钢丝、在宏大叙事与民生执行之间弥合落差,将最终决定这只“金色神鹰”能否在2029年的大选周期中飞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