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印尼华裔的政治身份,从 1945 年独立到现在,其实走过了一段特别大的转变 —— 从一开始被排斥,到慢慢融入,这里面既有一代代人的打拼,也有时代推着往前走的力量。印尼华裔在不同总统时期,地位是怎么变的?今天和大家仔细聊聊:

第一、苏加诺时期(1945–1966):说的是平等,实际挺模糊,民族主义刚起步

独立初期,苏加诺提的是 “民族、宗教、社会主义” 三合一,理论上是说所有族群都能平等参与建设。

但那会儿刚独立,华人名义上算是 “印尼人”,可大家总觉得他们是 “外国血统”,政坛和军队里的重要位置,几乎见不着华裔的影子。

唯一有点印象的是张奇诚(David Gee Cheng),1964 到 1966 年当过一阵子城市规划与建设副部长,但这更像是偶尔出现的象征性任命,不算常态。

第二、苏哈托的 “新秩序” 时代(1966–1998):“印尼化” 管得特别严

那会儿搞 “印尼化”,限制得特别死:华文学校、华文报纸、华人自己的社团,全不让弄;还逼着华人改印尼名字,核心的政治圈里,压根没华裔的位置。

说白了,做生意能赚钱,但政治上只能 “藏着掖着”—— 鼓励华人搞经济,可决策权想都别想碰。

唯一的例外是 1998 年末乱了一阵子,商人 Bob Hasan(韩京盛)当过贸易与工业部长,可权力特别弱,也没什么长远影响。

三、哈比比时期(1998 年 6 月–10 月):短暂松了个小口子

苏哈托下台后,哈比比政府稍微松了点对华人的限制,算是个短暂开放的 “小窗口”。但那会儿政府主要精力都在稳定局势上,真正提拔华裔的情况还是很少。

四、瓦希德时期(1999–2001):华裔参政终于破冰了!

1999 年,瓦希德(Gus Dur)干了件大事 —— 破格提郭建义(Kwik Kian Gie)当 “经济、财政与工业统筹部长”,这可是印尼头一位华裔内阁部长!

而且这时候开始,好多歧视华人的规矩都废了:华人能改回自己的原名,春节能放假,华文教育也慢慢恢复了,算是把基本权利还回来了。

五、梅加瓦蒂时代(2001–2004):改革接着走,平稳过渡

这一时期基本延续了瓦希德的改革方向,郭建义转去当 “国家发展规划部长”,继续琢磨经济的长远规划。整体来看,华裔参政还在起步阶段,更多是稳住之前的成果,为后面的发展打基础。

六、苏西洛时期(2004–2014):参政的地方多了,也慢慢成规矩了

这时候华裔参政开始 “多点开花”,能明显感觉到不再是偶尔冒出来的个例,而是慢慢形成制度性参与了。

比如 Christiandy Sanjaya黄汉山 当上了西加里曼丹省副省长;

更值得说的是,Mari Pangestu 在这一时期担任贸易部长(2004–2011),后来还管过创意经济,她的跨界任职,能看出华裔在贸易、文化这些领域开始挑更重的担子。

这时候的趋势很明显:议会里华裔的比例一点点涨,地方政府里也开始有更多华裔担任首长,从 “象征性存在” 慢慢变成 “实质性参与”。

七、佐科时代(2014–现在):参政终于成了常态

这时候有几个里程碑式的例子特别显眼,华裔参政真的融入了日常治理:

钟万学(Basuki “Ahok” Tjahaja Purnama)当选雅加达省长(2014–2017),他可是头一位华裔省长,还是基督徒,当时在大都市治理里闹出不小动静;

汪连旺(Tom Lembong)当过贸易部长、投资协调委员会主席;卢有恩(Enggartiasto Lukita)后来也接了贸易部长的活儿,这几位在国家经济决策里话语权可不轻。

还有好几位华裔议员,像 Charles Honoris、Rico Sia,林德纯(Durmadi Durianto)张育浩(Daniel Johan)都进了中央人民代表会议(DPR)。

地方层面更热闹了,2024 年地方选举里,好多华裔脱颖而出:比如山口洋市的蔡翠媚,作为华裔聚居地的市长,她在推动当地华族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上做了不少实事;还有 Sherly Tjoanda、Tjhai Chui Mie 这些,分别当选省长、市长,华裔在地方首长里的胜选率明显高了不少,再也不是稀罕事了。

八、华裔政党的勇敢尝试:从 “单打独斗” 到 “组团发声”

除了在政府里任职,这些年还有些华裔试着自己搞政党,想从组织层面参与政治,这里有两个挺典型的例子:

一个是伍小惠(Grace Natalie),她以前是电视女主播,2011 年牵头成立了印尼团结党(PSI)。这个党里年轻人和女性候选人特别多,不少是华裔。伍小惠自己当第一任党主席,一直强调 party 是多民族组成的,她也不是靠 “华裔身份” 参选。不过 2019 年国会选举,PSI 得票率才 2.35%,没达到 4% 的门槛,没能进国会。

另一个是陈明立(Hary Tanoesoedibjo),他是传媒大亨,后来搞了个印尼统一党(Perindo),自己带队参选国会,2019 年得票 3.18%,也没闯进去。但他有个特别的尝试 ——2013 年,前三军总司令维兰托曾邀请他当副总统候选人搭档,这事儿虽然没成,却让人看到:华裔企业家也能和主流政治圈搭上边。

说实话,这些华人政党得票都不算多,没能闯进国会。但他们存在的意义,可比票数重要多了 —— 这是华裔第一次敢站出来搞政党建设,不再满足于 “自己人混个一官半职”,而是想通过组织化的力量,在国家政治里发出声音。

九、总结与展望

从 “禁区” 到 “自己的主场”:苏哈托那时候,华裔想碰政治?门儿都没有;瓦希德时期才算敲开一条缝,苏西洛时期慢慢拓宽,到佐科这儿,参政已经成了常态。

从人身上也能看出趋势:郭建义是第一个破冰的,让华裔敢走进中央内阁;苏西洛时期的冯慧兰, 佐科时期的Lembong 和 Lukita 这些经济官员,更凸显了华裔在国家经济里的智慧价值钟万学让华裔能主持大都市的政务,蔡翠媚这样的地方首长,则让华裔在基层治理里扎了根;而进入印尼国会的林德纯、张育浩,证明华裔能在立法领域站稳脚; 伍小惠、陈明立的政党尝试,又补上了 “组织化参政” 的一块拼图。

印尼华裔的政治路,其实就是 “从被禁止,到试探着来,再到破冰,最后形成制度” 这四个阶段。今天,他们不再只是边缘的 “商人” 或 “技术官僚”,也不满足于 “单打独斗”,而是通过政府任职、政党参与等多种方式,历史上印尼华裔在印尼社会收到的不公正待遇已经彻底改变,华裔正积极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印尼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

作者 印尼王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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